摘要：碧口镇是近代川甘贸易中著名的商业重镇，有着“小上海”之称。在乾隆年间，碧口成为白龙江航运的起点，加之与传统的陆上川甘商路交汇，水陆相交的优势使得碧口镇发展迅速，熙熙攘攘间一跃成为川甘商路上的“小上海”，位居甘肃四大名镇之首，繁荣百年。1949年后，川甘两省铁路与公路的大规模兴建，使得碧口原有的良好区位优势逐步丧失，传统川甘贸易逐渐向现代转型，因交通优势而兴的碧口最终也因交通失势而衰落。

  深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甘肃物产相对匮乏，不能够满足民众生产生活所需，不得不利用药材、皮毛等土特产与别的地方进行贸易，换取茶叶、粮食、布匹、糖果等生活必需品。在此背景下，甘肃与物产丰富的邻省四川的商贸往来日渐密切，位于甘川两省交界之地的碧口镇日益发展兴盛，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发展成为大量货物集散的商业重镇，位居甘肃四大名镇之首，有着“小上海”的美誉。碧口镇的成长、发展和衰落是川甘两省贸易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中国近代区域经济格局变迁的复杂面貌。碧口镇虽然是近现代甘肃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重要商业城镇，但目前学术界关注甚少，仅有梁坤的《民国时期甘肃城乡市场体系研究》提及近代碧口镇的商业概况，罗聪的《清至民国甘肃聚落专题研究》考察交通发展与陇南山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关系时提到碧口镇早期造船业。有鉴于此，笔者利用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和档案资料等，考察近代碧口镇的兴衰历史及其原因，以丰富对近代甘川贸易、国内有“小上海”之称的城镇命运的认识。

  碧口镇位于甘肃省文县东南部，距县城81公里，南邻四川省青川县，是近代川甘两省交界地带的重要商业城镇。碧口镇形势险要，“位当甘川陕三省之交，居交通必经之要冲，南下巴蜀，东通秦晋，西接川北松潘南坪，并控南叠诸番”，被视为甘肃东南之门户。碧口镇虽属甘肃，但由于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温暖湿润。碧口镇为群山所环绕，地势西高东低，受地理条件限制，在修通公路前，陆路交通全仰仗山涧河谷边狭窄的泥泞小道，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为骡马，因此，从岷县途经碧口到四川的这一段陆路被称为“骡马道”。此路异常艰险，多为在悬崖边修筑的宽一尺左右的山路，“路极窄狭，高低悬殊，虽只身往来，亦感不便”，许多路段“俱系石方，凹凸难行，边坡石块，亦有坍落之势”，即使擅于山路行走的骡马也“往往足踏休地滑跌江中”。因此，过往行人十分害怕通过此路，称该路“崎岖险危，使人真有难于上青天之感”。实际上，这条陆上通道在近代以前的川甘贸易中有一席之地，原有商路、驿道“北抵皋兰，南趋成都，因而形成小小商场”。由于当时商路分散，贸易总量比较小，碧口发展不温不火，是川甘商道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

  虽然碧口陆路交通相对闭塞，严重制约了碧口的发展，但幸得长江二级支流——白龙江流经碧口，因而碧口镇的对外往来就十分依赖水运。白龙江拓展了碧口的对外交往，加强了它与川陕等地区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碧口镇的兴衰。白龙江发源于岷山深处，流经四川省若尔盖县，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迭部县、舟曲县，陇南市宕昌县、武都区、文县，在四川广元境内汇入嘉陵江。白龙江以武都、碧口镇为界，分为上、中、下游三段，武都以上河段为上游，从武都到碧口镇河段为中游，从碧口镇至四川昭化河段为下游。碧口镇正好位于中下游之交，也是近代白龙江水运的起点。

  碧口镇成为白龙江水运的起点，是一个逐渐发展的结果。据一份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碧口镇成为“水陆码头”之前，位于碧口镇东38里的行店里实为白龙江水运的起点，“今碧口以东三十八里，即中庙以下三里之地有一小地，名为行店里，其实白龙江运自昭化上驶，即以行店里为终点”，“白龙江上游及洮河之上游所出之药材及棉烟（即水烟）等特产均用骡马运集行店里交易”。水运的优势使得行店里成为当时川甘商道上名副其实的水陆货物集散中心，一时风光无两。白龙江流经的碧口，本来比行店里更靠近陆上商道，但在碧口与行店里之间的大麒麟险滩成为木船无法逾越的难关，“无数巨碟堆于江底，并且排列成一整齐之行列，与水流方向正向垂直，因此逼水澎湃，自巨碟下倾，高差几及一公尺，木船万难通过”。面对临江的优势却不能被有效利用，这也使得碧口长久以来仅作为川甘商路上的小村庄而存在。直到乾隆年间，“许、杨（关中人）、谢（四川武胜人）3个商人集资整治了距离碧口以下10公里处的大麒麟险滩，航道向上延伸到距离碧口15公里的肖家坝。后来又整治了碧口附近的险滩‘母猪石’，航道直达碧口”。至此，甘川贸易的陆路交通与水路交通在碧口镇正式汇合，碧口镇开始成为甘川交界地带上重要的水陆码头。

  碧口镇更是嘉陵江河运系统的起点。从碧口镇沿着白龙江顺流而下约30公里即到入川以后的第一个场镇——姚家渡（现姚渡镇），而后再行88公里到达昭化。白龙江在此注入嘉陵江，顺着嘉陵江南下，一路上经过苍溪、阆中、南充、合川、北碚等地，到达距碧口镇700多公里外的大都市重庆，并接入长江干流。这一条水道将沿线村落与城镇相连，将遥远的西北甘陕诸省与西南的川渝地区相沟通，进而通过长江黄金水道与武汉、上海等大都市产生联系。⑨借助这一水运系统，西北地区的特产被输送到更为广大的东部市场，甚至借助东部市场、港口、海关等远销海外，变成全球工业生产的原料。碧口镇水路运输的开拓，使得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成为上海港的经济腹地。同时，在逐渐融入长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的发展过程中，碧口由一个小村庄逐渐演变为熙熙攘攘的商业城镇，最终夺得近代甘肃四大商镇之首的桂冠。

  碧口镇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周边商业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大多数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迅速取代了行店里的商贸地位。碧口通航前，行店里借着白龙江航运起点与川甘陆路贸易交汇的交通优势成为川甘贸易通道上的水陆转运中心，繁荣一时。随着白龙江航道的疏通，商人们在碧口镇陆续建立了慢慢的变多的码头、仓库、交易市场、商铺和房屋等，水陆货物的交易集散逐渐从行店里转移到基础更扎实、功能更齐备和条件更优越的碧口镇。“自大麒麟滩疏通以后，白龙江上驶船只即以碧口为终点，因碧口以上十三里地方有险滩名为牛心滩，巨石阻于江中，其雄险程度较早年之大麒麟犹有过之，是以船行更为困难；药材之交易与换运乃不得不在牛心滩之下，自牛心滩至碧口十三里间，非至碧口无有较宽敞之台地足敷交易市场之应用。”于是，交易市场随航运终点向上游移动至碧口镇，而“行店里日形萧条，碧口日形发达”，碧口镇取代行店里成为甘川商道上的水陆转运中心。失去了中心地位的行店里日益落寞，从人潮涌动的喧嚣小镇退化为只剩下三四户农舍的一个岔路口。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碧口从一个鲜有人问津的道旁小村庄逐渐发展为汇聚五湖四海商货、拥有五百余户商铺的商业重镇。

  二是直接导致四川江油中坝镇商贸的衰落。中坝镇地处川北，位于嘉陵江支流涪江的上游地区。早在南宋时期，川甘等省的商人就借助三国时期魏国将领邓艾灭蜀时开辟的军事通道——“阴平古道”来运销货物、发展省际贸易，将“阴平古道”演变成为“阴平商道”。中坝镇就处在这一商道上，在其后几百年间的川陕甘商贸历史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中坝镇凭借涪江水路和川甘陆路交汇的优势，逐渐发展成为立足西南、勾连西北、辐射东南的重要集镇。据清光绪朝《江油县志》记载，中坝镇“上通陕甘，下极闽广，西北至松茂，东南届潼保。凡山之珍，海之错，陆之土药，水之广货，滇楚之布、葛、铜、锡，雍兖之枣、栗、耳、菌，舟运车负，罔不毕集。且其地又产付子，为直省所仅有。故名驰远近，人皆呼为‘小成都’云。虽绵竹之名区，重庆之巨市，不是过也”。此时的中坝镇不仅是一个跨区域的商贸中心、水陆转运中心，还跻身四川省四大名镇之一，北门更是悬挂着“九省通衢”的巨大匾额，以凸显其交通要冲、货物集散的重要性。无论繁盛程度还是声名远播程度，中坝镇都远超于了当时的行店里。

  然而，碧口通航后市镇快速地发展，直接冲击了中坝镇在川甘商道上的地位。中坝市场上的大宗为药材，包括附子、当归、黄芪、麻黄、党参等，其经济腹地主要位于川北、甘肃南部和陕西西南部。碧口通航后，货船沿白龙江、嘉陵江顺流而下，七日可达重庆。水路运输的便捷与较低成本，使得原有通过骡马驮运、翻山越岭汇集于中坝镇的各种药材就近集中到碧口镇，通过水运直达重庆或转运成都。原本繁荣的中坝药材市场上，平均每年汇集的一二十万斤麻黄、五六十万斤黄芪、一百多万斤当归和大量粮食、食盐、土布等日用品都迅速减少，转移到航运畅通的碧口镇。由此，川陕甘三省百分之六七十的药材都汇集碧口镇经水路转运至重庆，历史悠远长久的“下中坝”商道变得萧索，以致每年中坝市场上市“当归仅有一、二十万斤，麻黄几万斤，羌活一、二十万斤”。碧口镇后来居上，取代中坝镇，成为川甘贸易的首要重镇，并使得中坝退化为碧口镇的附庸，正如1942年王成敬调查后所总结道：“就目前形势言，在川甘商业交通上，中坝实为碧口之辅助商镇”。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甘川贸易的货物从主要依赖陆路的骡马运输转变为水路的木船运输，贸易重心逐渐从四川转向甘肃，也进一步表明上海、重庆等沿江港口的经济腹地逐步向西北地区扩展。

  可见，碧口镇的崛起是在川甘两省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条件下，以自身水陆交通便利的优势确立其在川甘“两省产物直接交易之唯一集散中心地”的位置。它在取代了行店里的水陆转运中心的位置后，又夺取了“下中坝”之路上的大部分商贸，开始执川甘贸易之牛耳，迎来了近代川甘贸易史上长达百年之久的“碧口时代”。

  碧口因商业贸易的日益繁盛，推动了碧口市镇化。水陆两条道路交汇于碧口，使得大量商品南北互通，商人聚集、商铺建立、商帮形成，设立商业管理机构，市镇规模逐渐扩大。

  作为西南与西北两大区域间贸易的重镇，西北特产和西南特产都经碧口镇实现对流。据统计，大量西北特产经碧口镇输出，如产自临洮、陇西、文县、岷县、武都等县的就有“当归388298市斤，党参191319市斤，大黄354713市斤，羌活294830市斤，赤药302900市斤，水烟820000市斤”，以及产自岷县、临潭、卓尼等地的皮毛5万斤等。其中，输出药材的数量最大，水烟次之。药材本为中坝镇市场上的大宗货物，随着碧口崛起、中坝衰落，产自甘肃的大量药材“除少量由肩贩陆运至四川中坝销售外，大多系在碧口加工、改装，交船南运”，销往西南地区。药材最重要的包含当归、黄芪、党参、大黄四种，主要产自甘肃岷县、武都、文县、西固和四川松潘之南坪等地。据统计，当归“岷县年产968000市斤以上，武都年产786500市斤左右，文县年产约242000市斤”，黄芪“武都每年出产约60500市斤”，党参“文县年产242000市斤，武都年年产30150市斤”，“文县年产242000市斤”。另外，一度称为碧口市场的大宗商品。民国时期，甘川两省都遍种，其中甘肃所产有部分经碧口运往四川。据甘肃省禁烟督察团调查，甘肃运销外省的主要有三条道路：“在东则有由平凉庆阳西峰镇运往陕境者 ，在南则有由张家川天水碧口运往川境者， 在西则有河西草地运往包绥 ，亦有由夏河及卓尼所属番地运往川东者”。可见，碧口成为甘肃运往四川的重要窗口和枢纽。

  此外，碧口也是甘肃木材南运的重要集散地。白龙江流域森林茂密，木材藏量丰富，一些民众步入山林，砍伐木材，运集于碧口，将木材编排成筏，顺白龙江而下，销往四川各地。正是日益繁盛的木材贸易促使了碧口造船业的兴起和发展。碧口口岸兴起后，文县、武都、岷县等白龙江中上游地区的特产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不少特产，经此地由水陆运输转运至成都、重庆等地。商贸的兴盛使得四川商人开始聘请川籍船工在碧口造船，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人力，所造之船结构相对比较简单、粗糙，只用木板、木钉、竹麻合缝制成，“船体形小而笨重，载重量小，又不耐久”，被当地人称为“毛板船”。但是，毛板船因成本低廉、制造工艺简单，而在碧口水运开通初期运输量不大的情况下颇受商人欢迎。等货物运至重庆等地后，毛板船可被拆卸后当做木材卖掉，大大节约了成本。随着贸易的逐步发展，毛板船不能够满足贸易需要，于是四川的船工将来自甘肃南部的木材，修造成坚固的大木船。大木船以其载重量大、牢固耐用的优势彻底取代毛板船，推动了川甘贸易的发展和碧口市镇化进程。

  与此同时，四川大量货物由嘉陵江、白龙江进入碧口，而后通过陆路转运西北各地。产于川渝地区的茶叶、卷烟、铁器、纸张、食盐等由水路沿江而上运至碧口，再由此地经各省商人之手转销到甘宁青新等西北诸省，以满足各省日常所需。据统计，经碧口转运西北每年药材1558649市斤，畜产品（包括牛羊皮、猪鬃等）55512市斤，农产品（包括棉花、蜂蜜）9755市斤，水烟450000市斤，茶叶176141市斤，土布123455市斤，洋布84211市斤，食品（包括糖果、花生、食用油等）2336447市斤，杂药386617市斤，各类纸张969291市斤，铜铁器116398斤，盐250000市斤，总计4442570市斤。可见，碧口“输出的货物不限于本地及附近出产的货物，其输入的货物也不限于供给本地市场的需求”，向外输出货物的总量远远低于向内输入货物的总量，其比例约为2：5。碧口具有大商镇的性质，但是一个以输入货物为主的集散市场，输出货物大多数都是原材料或简单加工产品，产品附加值较低，输入货物多为深加工过后的生产生活用品，产品附加值较高。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碧口成为甘肃进口商品各口岸城镇中独多者，奠定了四大名镇之首的地位。

  西北与西南的大量货物集中于碧口，各行各业的商贩也纷纷随货而至，一时间小镇碧口人潮涌动，碧口发生彻底改变，从一个小村庄变成了商业城镇。随着碧口商业的发展，大量白龙江及嘉陵江沿江之民众因地利之便涌入碧口镇，安家开铺经商等，扩展了市镇规模。据1940年3月的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碧口镇有住民568户、4259人，其中“正式商铺在三分之二以上，最多又最占重要位置的为药材生意，计纯药材庄，即完全经营药材生意者在五十户以上，而兼营他项生意或按季节经营药材生意者又在五十户以上，总计大小药材庄号在百户以上；次为棉烟庄，计纯棉烟庄在四十户上下，而兼营他项生意者亦有三十户之多，故大小棉烟庄号约七十户。除以上两种外，有与上述两种商号关系最为密切之房栈十余户，骡马大小店五户，规模均甚大，而生意均甚发达。此外则以杂货铺为多，经营四川土布及附近所产之土货生意，茶糖及饭馆次之，再次为洋货铺经营洋布、丝织品及外来日用品生意。至于半生意半住宅性质之住户则多住于市场之边缘部分”。以上各家商铺营业状况都很好，获利颇丰，资本最高者有一二十万元，次者有五六万元，低者有数万元或数千元不等。另外，药材等大宗货物销售有旺月、淡月之分，故药材商行建有一些囤积商货的仓库。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是药材销售旺季，其余为淡季，尤其在大宗药材收割时期市价较低，运输紧张，且“骡马因天气过暖不易行走”，药材因气温较高容易生虫，故大量药材在碧口囤积，再视重庆药材行情而定，“旺时则运输者多，衰时则运输者少”。所以，这一贸易规律也促使商号纷纷在碧口修建仓库，囤积居奇。

  碧口的众多商人中，四川商人数量最多，且长期控制着碧口镇的商贸大权，“就碧口住户之原籍而论……实际上四川商人实估十之七八以上，甘人反较少，陕西人则更少，且多为暂时之客商”。同时，“食粮及日用品又自川运来，因之生活小习惯，完全四川风味”。因而，碧口的各种习俗深受四川影响，从川而不从甘，以至陇南地区流行着“碧口不像甘”的谚语。第一，来自重庆合川等地商人结成商帮，利用渝票和老称的优势，牢牢控制着碧口市场上大部分药材生意，成为碧口药材业的主导力量。1921年时，重庆就有包括正泰和、谦泰隆大商行在内的40多家商行货栈在碧口设庄收货。例如，德泰永药栈联合碧口的许敬之开办集成字号，“每年以经营当归一项即达10余万斤”。第二，来自嘉陵江沿岸的昭化、苍溪、阆中等县的船主控制着碧口的航运业。一方面，他们长期在嘉陵江上行船，知晓各处巷道的险滩、礁石、急流等，积累了丰富的航运经验，能够大大避免风险，减少损失；另一方面，据《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记载，“昭化县城，背阴沟，七岔口等，无不设卡，嘉陵江急，又往往为匪梗阻”。船主们多与沿江军人、匪徒都是袍哥人家，可利用帮会关系妥善应对嘉陵江上军匪的扰乱。第三，来自四川南充、西充等地商人逐渐控制碧口的杂货铺业。四川南充及其周边地区盛产土布，当地商人借助水运之便将土布运到碧口行销西北，随着贸易发展，他们行销的货物品种增多、数量增大，原有仅销售土布的商铺逐渐扩大为销售土布、洋布等多种日用品的杂货铺，碧口的杂货业遂被他们控制。然而，来自甘肃临洮的商人则控制着碧口的水烟业。水烟是甘肃的特产，广泛种植于兰州、皋兰、榆中、临洮、永靖、靖远等地，它们运销西南地区时，必经碧口镇，从陆路运输转为水陆运输。临洮商人借助产地单一、数量集中的优势，控制了碧口的水烟贸易，这也是甘肃本省商人在川人占据主导的碧口商业中唯一占据优势的商业领域。可见，不一样的地区的商人、不同的商品、不同的行业各自组合，明显分野。

  四川商人人数众多，势力庞大，筹资修建了四川会馆川主宫，以加强联络和维护商业利益。另外，江西、陕西、山西等省商人也涉足碧口，他们也各自修建了自己的会馆。此外，筏帮、船帮们为祈求航运平安，在白龙江边修建了巧圣宫、紫云宫，巧圣宫又称鲁班庙，紫云宫又称王爷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历时60余年方才完工，由王爷庙、戏院、客房三个部分所组成，规模宏大，建筑宏伟。常有川剧、京剧、陇剧、秦腔等表演，分日、夜两班，成为碧口镇人流攒动、喧嚣不止之处。大量商铺、住屋、会馆等依山傍水而建，使得碧口镇“由原来的冯家沟口上下，拓建伟上至张家坟园（即瓦窑上），下至小河坝一带（包括柴市坝、寺在内）”，市镇颇具规模。

  随着碧口商业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各行各业的经营也逐渐专业化，地域会馆式的商贸组织已不能适应商贸活动的逐步发展，取而代之的则是以营业范围为主的行帮组织和由各行帮推选出来的商会组织”。重要的行业纷纷成立商帮，晚清时形成了药材、船运、百货、水烟、驮骡五个商帮，民国时期先后又成立了旅店、布匹等商帮，加上药材帮逐渐细分出来的卖帮和买帮，碧口镇形成了九大商帮。后来，各商帮逐渐发展出同业公会、商会。商会组织明了简洁，“首先由各商行业帮中，各自选出了理事和监事，再由理事中选出理事长，即商会会长，成立商会组织，统一商业对内对外行政管理”。商会不仅是商业组织，还具有半官方的性质，政府的很多法令都交由商会负责实施，如征税派粮、修桥补路、赈济灾民等。1933年，中央军第一师独立旅旅长丁德隆率部驻扎在碧口镇，组成了包含商会代表在内的五人组成兵工委员会，加大碧口基本的建设，拓宽街道、修建公园等，其中商会出力不小。1935年，胡宗南率军在碧口堵截红军，因出发仓促军粮不足，要求碧口商会联合地方政府成立地方整理委员会，负责军粮购置。

  随着碧口商业的发展，清朝和国民政府都加强了对碧口商业管理，建立了一些机构，市镇规模逐步扩大。1853年，清朝为筹集资金太平天国运动而推行厘金制度，起初在甘肃设立了两个厘金局，除了省会兰州外，另一个便设在碧口镇。至1910年，碧口厘金局成为全省64个统捐分局之一，包含1处分卡。1920年，碧口厘金局改为特种消费税务局，对药材、布匹、牛马等各种出入口货物征税，“无货不收钱”，平均每年收入有数十万元之多。据驻防天水一带的胡宗南部少将参谋长于达说，当时“厘金除了官方规定的税率之外，他们又自动加税”，增加了货物运输成本。文县税务局也设在碧口，负责征收营业税、所得税、烟酒税。此外，碧口镇于1923年9月14日设立了电报局，以满足商人和政府通讯需要，但直到1929年，局务由仅有的主任来具体负责。1936年又设立无线电台，“装设十五瓦特机，与天水直通电报”。1939年9月，碧口设立水文站，名为“中央水利实验处”，直属国民政府水利部。1942年，兰州海关在碧口设置分关，征收战时消费税，同年，甘肃盐务缉私队在碧口设立稽查所，监管食盐运输。这些商业管理机构的设立和管理人员进驻，反映出碧口镇在川甘商业贸易中具有的重要性，也使碧口屋舍增多，人口增加，市镇经济更加活跃，市镇规模明显扩大。

  碧口镇自乾隆年间白龙江通航后，慢慢的变成为川甘贸易中十分重要的商业市镇，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凭借川甘贸易转运中心的独特地位，维持着繁盛不衰的景象。根据甘肃省税务统计，1953年“碧口街有私营工商业752户，自查补报的678户”。1949年后碧口仍有短暂的繁盛，然而不过是落日余晖。实际上，碧口镇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商业模式固化，支柱型产业缺乏，白龙江航运的弊端一天比一天突出，特别是川甘之间公路和铁路的大规模兴建，使得商贸线路改变、商贸格局转移。碧口镇很快就丧失了川甘商道上的货物转运中心地位，喧嚣百年的繁盛之景谢幕。

  碧口输出的货物大多数来自甘肃和川北各县市，以土特产和原材料为主；输入的货物大多来自四川及东部省份，以生活日用品和加工产品为主，其本身缺乏支柱性产业，唯有依靠交通优势，承接南来北往货物的转运和集散。借助传统的水陆交通优势，碧口镇一跃发展成甘肃四大名镇之首，繁荣达百年之久。另外，碧口镇的繁荣使得大量商人、商品聚集，大量房屋、商铺、仓库等建筑修建，城镇面貌为之一变。人和物的聚集、建筑拔地而起的景观变化背后蕴藏的是财富聚集。例如，碧口信贷所职员张建栋在公函中写道：“碧口纯系商业区域，商民资本较为雄厚。利用优越经济势力多数囤积居奇。”但是，汇聚在碧口镇的财富并没能转化为生产资本，为碧口镇培养一个或多个支柱性产业，而是接着来进行经济投机活动。这与碧口镇的人口结构有关，碧口镇的大部分人并不是本地居民，多数是来自他省的客商。这些人逐利而居，流动性极大，除投机之外，他们往往将自己在碧口所获之利带回家乡，而真正用于碧口生产、建设和发展的资本着实很少。产业体系的单一、商业模式的固化也就使得碧口市镇繁荣缺乏内在生命力，持久性不强，延续性较弱，很容易受到其他力量的冲击。

  文县地区属于东南季风气候区，夏季降雨集中，多易引发洪水，江水暴涨不宜行船；冬季又降水稀少，江水水位偏低，亦不利于行船，“一年中白龙江水势以六至九月水势最猛为洪水期，航道莫辨，运输几绝，十二月至次年三月为枯水期，危险较小，但水浅亦难航行，只四五及十，十一之四个月属中水期，航驶最易，危险最少。”尽管1949年后，陇南地方政府多次组织力量对白龙江航道进行整治，碧口上下游几处大礁石都被炸毁，航道更加顺畅，通航更加便利，但这仍不能弥补白龙江航运的季节性缺陷，更不能有效应对公路、铁路运输日渐兴盛带来的巨大冲击。甘肃地方政府的努力仍旧没办法挽回白龙江航运的落寞和碧口镇的衰落。1963年，碧口航运站被撤销，碧口镇的长途水路运输业务停止。

  甘川公路规划于1933年，分为甘川一线和甘川二线，其中甘川一线自兰州始，过定西、天水，最后在陕西双石铺接入川陕公路到达成都；甘川二线则从兰州向南翻越七道梁进入临洮，再经岷县、武都、碧口镇抵达四川广元郭家渡与川陕公路接通，全长700公里。受经费、技术等条件限制，甘川公路在民国时期并没有修筑完成。1949年后，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甘川两省人民加紧修建甘川公路，1962年甘肃碧口至四川白水路段通车，甘川二线实现全线贯通。甘川二线辆，基本能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甘川二线公路甘肃段走向基本沿原陆路贸易路线，沿线贸易多改用公路运输，速度更快、时间更短、成本更低，且比水运更安全。1963年，武都专区认为甘川公路通车后，“武都运输公司和绵阳运输公司的运输力量，可完全完成，水运必将被陆运所代替，碧口航总队再没有保留的必要和价值”，决定取消碧口航运队。在公路运输的冲击下，白龙江水运最终被取消，碧口镇也逐渐冷清。

  1937年陇海铁路西延至宝鸡，1942年开始继续向西修建至天水，至1946年初正式通车。至此，甘肃境内仅有长50.4公里的宝（鸡）天（水）铁路西段，但它将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布匹、糖果等运入，“逐渐抵塞川货销路”，影响碧口镇的商业贸易。1949年后，国家加快西北铁路建设，“1950年5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天水成立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负责修建天水到兰州的铁路，同时整修宝鸡到天水段铁路。1952年10月1日，全长348公里的天（水）兰（州）铁路通车，1954年正式投入运营。天兰铁路是1949年后在西北地区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大大便利了西北特产东运，原来由人力、畜力来运输的西北特产，不再需要翻越陇南的高山深谷从碧口经长江水道转运至东部地区。1958年宝成铁路通车，这是四川向外连通的第一条铁路，加上早在1952年通车的成渝铁路，天兰铁路、宝天铁路、宝成铁路、成渝铁路，彼此贯通，连接了兰州、宝鸡、成都和重庆，更是并入国内日渐完善的铁路运输网。由此，川甘两省的大宗货物大多通过铁路运输，而不必再经碧口转运。天兰铁路通车后，“碧口水运形势起了变化，不仅甘肃南部各地的土特产品大部分由天水中转，而且武都地区货物中的五分之一也通过公路运往天水”。由此，甘肃与川渝地区之间南来北往的货物逐年减少，经由碧口镇的货物数量和种类都大幅度减少，碧口镇的市镇面貌亦随之萧条。

  位于甘川交界地带的碧口原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假如没有甘川贸易通道经过，没有各地商品和商人聚集，没有各种机构建立，没有专家学者调查和书写，它就与中国大部分乡镇一样，将永远沉默下去，很难为大众所知。不过，随着川甘贸易逐渐兴盛，碧口凭借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特殊的地理优势发展成为甘川商道上的一个小镇。加之，长江二级支流白龙江穿过，乾隆年间几个商人出资整修了白龙江航道，使得白龙江水运向上直通碧口。川甘两省贸易的陆路运输路线和水路运输路线在碧汇，碧口镇逐渐取代行店里和中坝镇，发展成为两省商业贸易的水陆转运中心，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推动了上海港经济腹地向西北地区拓展。大量货物、商人、船只涌向碧口镇，大量商铺、住宅、会馆、机构等建立起来，碧口镇快速地发展起来，熙熙攘攘间一跃而成为甘肃四大名镇之首、川甘边界上的贸易明珠，更是有着西部“小上海”之称，辉煌百年。

  百年之前碧口因交通要道而兴，百年之后亦因交通变更而衰。随着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天兰铁路、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接连通车，甘川公路也同时贯通，西北与西南的联系更加紧密，川甘两省的贸易运输从借重传统的人力、畜力、水路运输快速转移到更方便快捷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作为水陆转运中心的碧口镇，在川甘贸易中的地位显得越发渺小，最终衰落。百年来，白龙江上百舸争流的盛况不复存在，骡马的铃铛声也鲜闻于白龙江边，“小上海”碧口镇的辉煌不再，川甘贸易史上的“碧口时代”落下帷幕。

  上海是中国近代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从一个小县城跃升为国际大都市，成为中国商贸、工业、航运、金融中心，这与它位于长江入海口、南北海运交汇点和拥有广袤经济腹地等优越地理和经济条件紧密关联。上海“依港兴市”的发展路径成为沿海、沿江口岸城市的模仿对象和发展典范，上海凭借其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各种货物进出口贸易繁盛都市的成功经验，被沿用到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商镇，以至于大江南北都出现了众多被誉为“小上海”的城镇。这其中既有江苏无锡、安徽芜湖、福建长汀、吉林辽源、河南沈丘、山东威海、云南腾冲等城市，也有浙江富阳场口镇、江苏阜宁益林镇、河北武安阳邑镇、甘肃文县碧口镇等市镇。它们在比附过程中，无一不借用上海具备的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的特点，以此突出这一城镇成长过程中的经济地理特性，与国内众多“小北京”突出其政治特性明显不同。“小上海”终究不是真正的上海，它们往往在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勃兴，一度呈现出繁荣景象，很少有像上海那样长盛不衰、持续不断的发展者。梳理这些“小上海”城镇的成长历程，探究其兴衰原因，有助于加深地区经济贸易结构及其变迁历程的理解，从历史中获取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