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乐四重奏对于舒伯特而言是特殊的，一方面弦乐四重奏是舒伯特的理想，虽然在他生前这些作品几乎无人出版和演奏，但是舒伯特仍然借此追随着贝多芬的脚步，对抗着生活中的绝望；另一方面，弦乐四重奏也是舒伯特的归宿，在这里他可以短暂忘记生活的残酷与病痛的折磨，回忆起和家人共同演奏弦乐四重奏的童年情景，那时父亲坐在自己身旁拉大提琴，未来仍旧充满希望。”

  弦乐四重奏是室内乐领域的代表形式，是“合作的艺术”。它有近400年的发展历史和庞大的音乐世界，作品涵盖了从早期古典主义到现代派的所有音乐时期，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等等作曲家创作了数量浩瀚的弦乐四重奏作品。莫扎特将弦乐四重奏称作“最艰难的创作”，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等作曲家则在生命晚期投身于弦乐四重奏的创作中，这些作品承载了他们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由此弦乐四重奏被称作“音乐欣赏的终极形式之一”。

  职业弦乐四重奏团是衡量一个国家与地区古典音乐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它不仅需要每位成员具备出众的自身能力，还需要他们放下个人光环，在个性与共性中找到平衡，在长期合作中建立默契。因此演奏者不仅要面对音乐中的问题，还需要面对彼此相处的问题，而人与人相处的过程无法加速，“时间”成为衡量职业弦乐四重奏团的基石。

  2005年，琥珀四重奏创立于中央音乐学院，至今已然走过了18年，他们的演出足迹遍布全球十几个国家与地区，作为第一组在国际职业室内乐比赛中获得最高奖的中国弦乐四重奏团，至今多次创造中国室内乐历史，获得了国际乐坛高度赞誉，2022年琥珀四重奏受邀担任“G.亨乐弦乐四重奏大使”，成为首个获得这项荣誉的中国组合。

  自2016年留校任教以来，他们在演奏、教学、研究等领域不断探索，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驻校弦乐四重奏团，完成多项国家级对外演出任务。组合成员宁方亮、苏雅菁、戚望、杨一晨指导的学生在十余项国际音乐赛事中获奖，完成了由“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当代中国作品原创研究项目，他们录制的《门德尔松作品集》成为拿索斯（Naxos）音乐图书馆收录的首个中国版本等等。

  从18年前的学生组合，到活跃于国际舞台的职业弦乐四重奏团，琥珀四重奏的成长映射了中国室内乐艺术的发展。他们如何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学校特邀请琥珀四重奏真实讲述他们音乐道路中的转折点。

  “音乐对话”是弦乐四重奏艺术的起点。演奏者如果想进入其中，先要学会用音乐的语言对话。我一直认为，演奏者首先是听众，只有懂得听音乐，才知道怎么演奏它。在音乐中，聆听和演奏的关系好比生活中的“听”和“说”，能听会说就能与人交流了。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音乐也是如此。

  相比生活中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弦乐四重奏要复杂得多。其中每人都要一边演奏自己的声部，一边聆听另外三个声部，也就是让“听”和“说”一起进行，这样音乐的对话就能以惊人的效率运转起来，这就是音乐合作的基础。

  在我学琴的第一个十年中，独自练琴几乎是音乐的全部。练习一部作品，用它去考试，再把很多考试的作品汇成一套比赛曲目，比赛结束后再练习下一套作品。人们常说，音乐是无需翻译的语言，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音乐如同自言自语。如果将这种感受替换到生活中呢？想象这样的场景：“一个孩子对着演讲稿，一字一字地读，一句一句地背，他在每个句子中标注朗诵的强弱快慢，对着镜子检验自己的表情是否完美。刻苦练习后，他在舞台上完成了精彩的朗诵。当观众为这一个孩子惊人的语言天赋欢呼时，只有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一个孩子从出生起就从没有和别人说过一句话。”这个有些毛骨悚然的场景，在音乐学习中并不罕见。

  在我学琴的第二个十年中，我开始尝试用音乐与人交流。伴随着中国的快速的提升，国内音乐教育界意识到了音乐合作的重要性。新世纪初期，中央音乐学院开始加大力度发展以弦乐四重奏为代表的室内乐学科，我幸运地赶上了这个浪潮。2005年，我与同伴们共同组建琥珀四重奏，自此音乐里的“我”，变成了“我们”。

  我第一次体验到用音乐与朋友交流的乐趣，我们沉浸在音乐的合作中。在别人眼里我们整日刻苦排练，但对我们来说这就像游戏一样，五、六个小时的排练一眨眼就过去了。由此我理解了为什么外国人总说“玩儿音乐”（Play music）而不是“练音乐”，因为一个人玩儿不起来。

  在这个阶段有几位老师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德国教育家沃尔夫冈·杨（Wolfgang Jahn）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合作基础。比利时华人音乐家龚汉祥先生给予了我们很多音乐上的启发，他对待艺术的敬畏之心和谦逊态度深深感染了我们。在大学阶段陈允教授和于兵教授把我们带上了新的平台，这时我们已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作品了。经历了一部部作品的磨合，琥珀四重奏走过了最初的七年。

  2012年初，我们决定尝试中国音乐金钟奖比赛，这是中国最高规格的音乐比赛之一，那时我正在读研究生。备赛时我们结识了阿班·贝尔格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演奏者君特·毕席勒（Günter Pichler）。阿班·贝尔格四重奏是享誉世界的传奇组合，毕席勒先生作为这个组合的领导者，他在国际室内乐领域的影响力就像指挥界里的卡拉扬一样。

  课程结束时，我们大胆地表达了希望跟他系统学习的想法，大师给我们开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发行一张唱片，作品他来选。第二个是赢得国际比赛。听完他的话我们陷入了沉默，完成第一个要求就已经很艰难了，第二个要求则如同天方夜谭。此前从未有中国组合问鼎国际职业室内乐比赛的第一名，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和他学，首先要创造中国室内乐的历史。我们对自己不存在多少信心，但也不想知难而退。

  几个月后，我们完成了毕席勒的第一个要求，发行了唱片，在介绍中它被称作“一份答卷”。录完唱片，我们开始全力准备国际比赛。在最近一百年中，音乐比赛慢慢的变多，但有分量的职业比赛却一直很少。这样的比赛往往每四年，甚至五年才举办一次，有些时候自己准备好了但比赛没来，有些时候比赛来了自己却没准备好，对于四重奏更是如此，学生阶段的四个人都刚好“天时地利”能参加的比赛非常难遇到。2013年初，我们确定了目标：“墨尔本亚太国际室内乐比赛”，这届比赛分弦乐四重奏和钢琴三重奏两个组别，我们的年龄正好符合要求。这也许是我们在研究生阶段参加国际比赛的唯一机会，我们的目标是拿到这项比赛的总冠军——比赛最高奖。

  这项比赛符合职业比赛的必备条件：它每四年举办一届，包括预选赛、初赛、半决赛、决赛；每一轮比赛都要演奏两部完整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四轮比赛的演奏总时长接近四个小时，与之相比，我们在学校期末考试中只需演奏十五分钟的作品，强度差距可谓天壤之别；备赛作品要包含古典时期、浪漫时期、近现代时期和当代作品，以此考察参赛组合对于不同时代、不同音乐风格的驾驭力；获奖选手在获得高额奖金的同时，还能获得数十场演出机会。除此之外，这次比赛还有一些特殊之处，比如为了确保公平性，每轮比赛都面向世界直播，选手表演结束后有资深乐评人进行现场点评。比赛全程由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拍摄，最终会作为纪录片在全球播放。这些事情虽然与演奏本身无关，但却给参赛者增添了不少压力。

  在世界舞台上，弦乐四重奏组合里的亚洲面孔多是日韩或外国籍华人音乐家，真正来自中国的组合几乎没有。也许是由于中国组合太罕见，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台特别安排了摄制组跟拍我们，在第一次拍摄时记者问我“参加这次比赛有什么期待吗？”，我心里想的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提高自己”或“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样的话，但不知为何却脱口而出“我们的目标是获得冠军。”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就愣住了。自我懂事起父母要求我凡事都要做到谨言慎行，不要说大话，更不要许下自己无法兑现的承诺，后来这个习惯逐渐变成无时无刻的谨慎与谦虚。采访结束后，记者告诉我这次对话让她感觉中国人比之前更自信了。我微笑着感谢她，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知道那不是自信，而是自己给自己壮胆。

  经过两周的角逐，我们终于进入了决赛轮。对手是澳大利亚颇具名气的弦乐四重奏组合。他们演奏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创作的《a小调弦乐四重奏》，这是一部充满感染力的浪漫主义作品。我们则演奏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创作的《g小调弦乐四重奏》，它是带有东方色彩的印象派作品。

  “让舞台成为讲台”是琥珀四重奏讲演音乐会的特点。琥珀四重奏以轻松幽默的方式科普弦乐四重奏艺术，拉近古典音乐与观众的距离。经过多年积累，琥珀四重奏受邀在包括北京大学、中欧商学院等十余所著名院校开讲，他们在中央电视台录制的《音乐公开课》获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有些时候，我认为音乐是不能用比赛去评判的。音乐不是体育，不是谁比谁快1秒就能赢的事情。但有些时候音乐也和体育一样，胜负取决于一瞬间。决赛在墨尔本音乐厅进行，这里是墨尔本的地标建筑。决赛的上半场是我们，下半场是澳大利亚组合，这样的安排有利于他们，因为最后演奏的选手更能给评委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半场，我们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说实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次演奏的感受了，但是下台时我们知道这是一次“零失误”的演奏，随后乐评人就在广播中印证了我们的想法。也许是因为自己终于演奏完了，心里没了负担，我也能好好欣赏对手的演奏了。他们的门德尔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流畅的音乐线条像水一般，音色如丝绒般细腻，我听不到一丝刻意雕琢的痕迹。说实话，我完全沉浸在他们的演奏中，那一刻我真的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在享受音乐。

  对我而言，门德尔松的《a小调弦乐四重奏》是一部叙事性很强的作品，每次我听到它都能想起英雄式的传奇冒险。经历了第一乐章的快板、第二乐章的赋格、第三乐章的间奏曲以及第四乐章的宣叙调后，音乐进入了最后的冲刺。18岁的门德尔松在乐谱最后一页写下的音符不仅将音乐的叙述推向了顶点，也为演奏者写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决战。然而，在这场决战中，他们的第一小提琴飞快运转的左手毫无征兆地绊了一下，这个轻微的失误影响了整个组合的律动，他们如水般流畅的音乐突然卡顿了几下，在国际大赛中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最终，我们赢了，同时包揽了“弦乐四重奏第一名”“最佳现代作品奖”以及我们梦寐以求的“比赛最高奖”。在庆祝晚宴上，评委和参赛选手们聚在一起开心地交谈，每一位选手都有自己的组合，因此没有人在那晚是孤独的。离别时很多人来和我们道别，我们彼此拥抱，相互致敬，那一刻我开始理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含义。

  我们获奖的消息当天出现在了世界最重要的音乐杂志《斯特拉迪瓦里》（The Strad）上，随后被各个音乐网站转载。第二天新华社发布了“中国组合首获国际室内乐大奖”的通讯稿，那时大家刚用微信，这个消息刷爆了朋友圈。在后续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中，我们演奏的中国作品《图腾》在澳大利亚古典频道不断重播着。多年后，这次比赛的纪录片在中国播放，这是后话了。

  回到获奖的那个晚上。颁奖典礼结束后，我们仍然兴奋着，在住所附近的小超市买了一瓶打折红酒，回酒店房间给自己开了个庆功宴。深夜时，庆功宴已然变成了总结会，我们回想比赛的每一个细节，回忆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那晚，我的耳畔一直萦绕着澳大利亚组合演奏的门德尔松，在他们的演奏中我听到了几个近乎完美的和声，它们的光泽如珍珠般细腻，如宝石般璀璨，也像玉一样温润。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形容这种声音：Quartet Sound ——四重奏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词本身就是弦乐四重奏艺术的最终目标之一。演奏者用尽毕生去追求自己心中“四重奏的声音”，但它就像一个谜，我们偶尔能碰运气实现它，但却不知道如何复制它，哪怕赢得比赛，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解开谜题的公式。讨论到这里，我们意识到：获奖并不意味着自己变得更好。获奖前和获奖后的我们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只是被认可了，这种认可应该转化成继续进步的动力。

  我们如期完成了君特·毕席勒先生的两个要求。2013年九月，琥珀四重奏以国家公派留学身份进入西班牙索菲亚音乐学院——马德里国际室内乐学院，追随君特·毕席勒先生系统学习四重奏。

  抵达马德里后，我们按规定先到中国留学基金委驻马德里教育组报道。教育组亲切接待了我们，交谈中我们得知了一些马德里的生活习惯，比如早餐在上午十点之后才有，下午两点被称作“中午”，而正式的晚餐一般从晚上八点持续到深夜。离开前，我们在五星红旗下合影留念，教育组的老师叮嘱我们未来要将学到的知识带回中国，在外一定注意安全，遇到任何问题不要担心，祖国是强大的后盾。

  马德里国际室内乐学院坐落在马德里市中心，与西班牙皇宫近在咫尺，院长是西班牙贵族，所有考入的学生都有全额奖学金。在我们入学那年，全院一共有五个四重奏组合在这里学习。马德里国际室内乐学院不是为“学生”设立的学校，除琥珀四重奏外的另外四组都是欧洲职业组合，分别来自德国和法国，他们同样是国际大赛获奖者，有的组合平均年龄甚至超过了30岁。

  这所学校的教学模式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在全世界绝大多数音乐学院中，学生每周都会和导师上课，这种安排可以让导师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而马德里国际室内乐学院采用大师班的模式授课：每个组合用三周时间自行准备两部完整的弦乐四重奏作品（约等于一轮比赛的曲目量），毕席勒先生会在第四周从维也纳飞到马德里，随即开展连续五日的密集授课，第六日便是公开售票的音乐会，当晚导师、院长也会坐在观众席中聆听我们的演奏。每一场音乐会都由经验丰富的摄像团队录制，负责导播工作的人员是一位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的女士，她在总谱上用五颜六色的标记了切换画面的关键点，演出结束后我们就能获得由五个机位组成的音乐会录像。第七日，毕席勒先生会与我们一起回看这份录像逐一分析问题，并布置下个月的曲目。相较于以前的学习模式，我们需要将以往大半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压缩在一个月里，还要尽力达到毕席勒先生苛刻的艺术标准。这样高强度的学习状态和教育模式完全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毕席勒先生的经历可谓传奇，他是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室内乐演奏家、乐队首席、教育家和指挥家。在创立阿班·贝尔格四重奏之前，毕席勒先生是卡拉扬钦点的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后来他离开了，理由是：乐团不够准。毕席勒曾严肃地告诉我们“没有人应该在不准的声音中浪费生命。”也许只有弦乐四重奏这种极致和谐的艺术形式，才能满足毕席勒这样的音乐家。1971年，他创立了阿班·贝尔格四重奏，开启了一段长达40余年的音乐传奇。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录音技术从模拟时代走向数字时代的转变，古典音乐的播放媒介也从黑胶走向数字化CD。数字化技术让唱片中的底噪变得更小，声音更清楚。“离开劈啪作响的黑胶，走向晶莹剔透的CD”是那时的广告语。

  很多时候，艺术的进步是由新技术推动的。数字技术一方面让录音变得更清晰，另一方面也让演奏中的瑕疵变得更明显。毕席勒先生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解决它的音乐家之一。打个比方，如果音乐可以用尺子测量，此前的四重奏团用的是卷尺，阿班·贝尔格四重奏团用的则是激光测量仪。当然，音乐是不能用尺子来测量的，但是弦乐四重奏的成员必须学会用耳朵去测量它。优秀的演奏者不仅要成为好听众，还要成为世界上最苛刻的听众，并将测量出的声音精确表达出来。

  正如之前所说，弦乐四重奏是“聆听”和“表达”同时进行的“音乐对话”。因此我们面对的所有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如何聆听”、“如何表达”以及“如何对话”。这些内容贯穿于不同时代、国家、作曲家的作品中，也贯穿于每部作品的乐章、乐句、小节、音符中。

  在与毕席勒先生学习的时间里，每部作品都像一个无底洞。在排练中，我们总能听到新的问题，解决一个又发现一个。我们每日保持12个小时的排练，还要挤出时间练习自己的分声部，只有音乐会结束后才会休息一天。在日复一日的排练中，我们的耳朵逐渐从“卷尺”成为了“激光测量仪”，我们用漫长的时间寻找声音的画面、材质、形状、温度、色彩与明暗，这既是有趣的探索也是枯燥的重复。有些时候想到了做不出来，有些时候做到了却发现想错了。“想”与“做”是音乐与技术的关系，而弦乐四重奏则要在这之后再走一步：四个人想到一起、做到一起。

  我们喜欢讨论音乐中的想象力。在德彪西唯一的弦乐四重奏中，音乐如风一般飘忽不定。在勃拉姆斯《第二弦乐四重奏》里，音乐如雪崩一样从山巅向谷底倾泻。在施尼特凯《第三弦乐四重奏》中，教堂里的圣咏和撕心裂肺的呐喊被拼贴到一起。在巴托克《第四弦乐四重奏》中，我们要在一段如沙尘暴般的音乐中精确计算自己用了多少粒沙子。在门德尔松的《第六弦乐四重奏》中，我们看到生命在终结时刻仍然可以如骄阳般耀眼。在贝多芬《第八弦乐四重奏》中，我们想象音乐从大地之上缓缓升向星空。在舒伯特《第十四弦乐四重奏》中，绝望与希望彼此交织，犹如一枚透明硬币的正反两面。在贝多芬的《第十六弦乐四重奏》中，乐谱上写着“非如此不可”，贝多芬的生命在充满童趣的歌谣中落幕等等。这样的想象还有太多，但是关于莫扎特《第十九弦乐四重奏》“不和谐音”第一个小节的想象并非来自于我们，而是来自阿班·贝尔格四重奏的大提琴家厄尔本·瓦伦汀教授，他对我说：“不要去想音乐是从某个音符开始的，它们自这个世界诞生就一直在那里，你只是把这个声音再现出来。”

  其实我们很难清晰感知自己进步了多少，排练越多，耳朵里的“激光测量仪”就愈发苛刻，因此总有解决不完的问题。好在我们可以从侧面去印证自己的成长。留学的后半段，导师在我们的乐谱上留下的标记越来越少，课程中的要求逐渐变成建议，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探讨音乐中的多种可能性。其他欧洲组合开始被要求旁听我们的演奏，来自音乐厅的演出邀约变得慢慢的变多，国际著名弦乐四重奏音乐节“MISQA”也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函。

  在马德里学习的最后一课，我们完成了贝多芬《第十六弦乐四重奏》，这也是贝多芬的最后一部作品。音乐会后，毕席勒先生和巴洛玛院长来到后台与我们紧紧拥抱，告诉我们琥珀四重奏将以满分的成绩毕业。离开马德里前，毕席勒先生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推荐信，他问我们未来的计划，我们回答：“将学到的东西带回中国。”

  琥珀四重奏近期发行专辑：《门德尔松弦乐四重奏作品集》（拿索斯唱片NAXOS）、《莫扎特与张朝》（国际大剧院唱片公司）

  归国后，我们开始摸索自己的职业弦乐四重奏之路，在中国这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我们忙碌在教学、演奏、学术研究以及音乐推广等多个领域。

  一部优秀的音乐作品是开放的，每个人可以在音乐中听到不同的感受，同样每一次演奏都是作品的补充和完善。对琥珀而言，聆听自己的演奏并非享受，其中充满遗憾。有些遗憾是我们那时想到却没有做到的，有些是那时未曾想到的，回听自己的演奏既包含否定自己的部分，也是一个与自己和解的过程。每一次演奏都是琥珀四重奏在漫长音乐道路中留下的足迹，通过这些足迹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从哪里走来，要到哪里去。

  最后我想说，世界上虽然没有完美的演奏，但对于完美的追求始终存在。在弦乐四重奏浩瀚的音乐世界里，演奏者不仅要面对多如繁星的经典作品，还要学习彼此相处的艺术，这是一个时间无法加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唯有通过真诚聆听与坦诚对话，才能学习如何面对彼此——更苛刻，更宽容。

  “中国与世界”——“中央音乐学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音乐会（国家大剧院）

  2023年，琥珀四重奏获得中央音乐学院“驻校弦乐四重奏”荣誉，由此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建校以来的第一组驻校弦乐四重奏团，也是中国首个驻校弦乐四重奏团，开启了中国室内乐领域发展的新篇章。